智能硬件

当前位置:金沙棋牌 > 智能硬件 > 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的德性与实践智慧,法学

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的德性与实践智慧,法学

来源:http://www.logblo.com 作者:金沙棋牌 时间:2019-12-09 01:43

至此,本文已经勾勒出了一幅法哲学研究前景之蓝图,希望借由引入实践哲学理论资源,塑造一种“实践法哲学”观念,一方面可以继续彰显法哲学的实践品质,另一方面也可以打破陈旧的研究格局,给法哲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与生命。事实上,现今的法哲学研究已在上演这种“实践哲学转向”,例如武建敏已提及的“实践法哲学”、郑永流主张的“实践法律观”、陈景辉和范立波等人倡导的实践法哲学研究等。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的法哲学研究不日将波澜壮阔,作出缺席多时的“中国贡献”。

法哲学本身有一般性法哲学和特殊性法哲学之分,加强两者之间的联合与互动是进一步丰富法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特殊性法哲学是法哲学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一般性法哲学相比,其又可以称为部门法哲学或应用法哲学。特殊性法哲学的研究高度依赖一般性法哲学的发展。就目前我们学界的研究而言,法哲学的这种内部联合仍旧非常有限,亟待拓展。

第四,德性伦理学虽然超越了功利主义伦理学和义务论伦理学,但它强调实践智慧和道德德性都是和特殊的经验、习惯和传统相连的,确实有导致道德相对主义乃至存在主义的个人主义结论的可能性。一般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和实践智慧理论强调一种内在的人格的形成,强调“教化”和生活经验的内化,这使其超越了功利主义论理学和义务论伦理学。但是,这一理论强调实践智慧是一种特殊性的知识,它是与特殊环境和特殊事件相联系的。这种特殊的知识在认识论上涉及的是对特殊情境、特殊事物的认识和判断;在本体论上,涉及的是特殊的个体存在的本体论。这些在伦理学领域,确实有导致道德相对主义乃至个人主义结论的可能性。我认为,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和伦理学中的情境主义(situation ethics)即与此相关。在这种意义上,这样的设想是有一定道理的: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中可能分别蕴含着西方现代社会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思想萌芽——尽管《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之间确实存在着诸多一致性和同一性,尽管伦理学和政治学在亚力士多德那里同属实践哲学。

   就汉语法学语境而言,我们常讲的法理学有时叫做"法的理论",有时又等同于"法的哲学"或者"法哲学"。"法的理论"、"法哲学"与"法理学"这三个语汇,我们经常在同一个意义上交替使用,若非咬文嚼字,其实并无太大分别。其与部门法学的区别在于,它所提供的不是关于法律规范的某一侧面或者层次的具体操作性知识,而是有关法或者法律的一般性知识与理论;它所反映得更多的不是关于实践理性的法律,而是作为逻辑理性、历史理性和道德理性的法律或者法。概言之,它所提供的是总体、整合意义上的关于法的逻辑理性、历史理性和道德理性的知识形态、理论体系与观念反思,乃至于文化自觉。从而,法学特别是法理学自己也成为一种特殊的逻辑理性、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以及关注实际经验、可操作性与真实效果的实践理性。我们分析法律,首先是将法律视作人世生活的规范,凡此规范构成了所谓的人间秩序的框架,而将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罗起来,然后形成规范体系。换言之,规范体系的形成就意味着人间秩序的构成,而蔚为一种人世生活景观,正如晚近以来国家建构语境中完整统一的法律体系的确立,赋予民族国家以法律形态,而标志着现代国家的成型一样。法理学面对的就是这一人世生活景观,这一人间秩序,而着力寻绎出体现为规范、内涵于其中的上述四大理性。

法哲学本身有一般性法哲学和特殊性法哲学之分,加强两者之间的联合与互动是进一步丰富法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特殊性法哲学是法哲学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一般性法哲学相比,其又可以称为部门法哲学或应用法哲学。特殊性法哲学的研究高度依赖一般性法哲学的发展。就目前我们学界的研究而言,法哲学的这种内部联合仍旧非常有限,亟待拓展。

实践哲学肇始于亚里士多德时期,经历遮蔽与复兴,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主流范式。相较于理论哲学,它的突出品质在于对人类行动与实践的关注,囊括了道德、政治与法律等诸领域,将哲学视为实践困境的解决方案,摒弃纯粹的理论思辨。法哲学作为实践哲学的一个分支,其特性在于面向复杂的法律实践,致力于解决法律实践难题。

实践智慧作为一种谋划和实践,人们经常把它与聪明相混淆,事实上,两者也非常相像。亚里士多德说,虽然实践智慧不能没有能力,但仅仅是能力并不等于实践智慧,这里的关键就是目的:“目的高尚的,它就值得称赞;如果目的是卑贱的,它就是狡猾。”显然,单纯的聪明并不是实践智慧。实践智慧是对特殊事务的知识。亚里士多德在批判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的过程中,就表现出与柏拉图过分重视恒常的理念世界不同的思想趋向。在《形而上学》的“实体”理论中,他强调了经验中的具体的实体的重要性。这些趋向与其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实践智慧思想应当是一个逻辑。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把实践智慧的应用领域确定为变化的、可改变的经验领域:实践智慧所面对的领域不同于科学的普遍的必然的领域,而是一个变化的实践生活世界——实践的题材即包含着变化。换言之,实践智慧就是对杂多、差别和特殊性的考虑。是在变化的生活世界中作出适合具体环境的筹划。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实践智慧与特殊性相关时,甚至用了极端的表述,把特殊性与普遍性对立起来。他说,实践就是处理特殊的事情,“所以,不知晓普遍的人有时比知晓的人在实践上做得更好。”但是,这种极端化只是为了强调实践智慧区别于科学和一般的理论知识,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普遍性。

本文责编:张容川 发信站:沉思网(),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理论法学 本文链接:/data/78943.html 文章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沪)2008年1期

通常而言,法律排斥人的情感与德性之类的道德考虑和个体性因素,法律讲究理性,讲究形式,讲究规则,讲究普遍性,而情感与德性则侧重个体性和特殊性。但从法律服务于良善生活和促进人类遵从正确理由的目的而言,法哲学应当足够重视德性与情感。麦金泰尔精到地指出了它们的意义,“我们应当关注人与其他智能物种的共同之处——情感、脆弱性,而不是一味强调人的独特性——理性,因为不可能存在一种独立于生物学的伦理学,如果我们不能很好解释生物意义上的我们是如何构成的存在,那么任何对我们的道德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关于善、规则与德性的论述都必然是不充分的。”目前我们的法哲学界,虽然已经不断有学者开始做这方面的探索工作,但力度显然远远不够,不妨将其列为法哲学未来研究的新课题。

如果我们从人类实践理性的视角出发体察,就会意识到,法哲学其实与伦理学、政治哲学共享着一个融贯的场域,其核心主题都是研究正确的行动理由和人类善的实现。法律作为政治制度结构的重要部分,是实现善的基本合作方式。从这种意义上而言,法学也是政治学的一部分,法哲学也是政治哲学的一部分。法哲学的研究虽然有着自身的独特性,但绝不可故步自封,而要面向政治与伦理,实现外部联合。毕竟,它们三门学科既共享着一系列的概念(如权利、义务、权威、责任等),又都致力于解决共同的大问题。事实上,这些看法已经得到了国际上很多杰出学者的研究印证,例如菲尼斯构筑的新自然法理论、德沃金提出的整全法学说、拉兹开启的实践理由转向,以及阿列克西的商谈法哲学。这一点尤其值得当前中国法学界的关注。客观而言,我们当前的法哲学整体上缺乏与伦理学、政治哲学沟通的习惯与能力,也未能提供富有深度的贯通研究。

它同实践没有关系,因而同欲求和目的无关。沉思的理智处于不动不变的领域,追求的是普遍的永恒的知识,它的状态的好坏只在于它所获得的知识是真是假。对应计虑部分的理智叫做实践的理智。亚里士多德认为,选择是实践的始因,而选择作为实践的始因是内在于实践的。因而,实践的理智与沉思的理智相反,一是需要一种欲求,二是需要一种指向某种目的的逻各斯。因此,要想选择的好,逻各斯就要真,欲求就要正确,就要追求逻各斯所肯定的事物。简言之,“······实践的理智的活动是获得相应于遵循着逻各斯的欲求的真。”或者说,选择就是理智的欲求二、什么是“实践智慧”?什么是实践智慧?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对实践智慧勾勒一个基本轮廓——亚里士多德也意识到这一点,他提醒我们:实践的逻各斯只能是粗略的,不可能精确,至于具体行为就更谈不上什么技艺和法则,其中的逻各斯就更不确定了,只能因时因地制宜。所以,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只是尽其可能,对实践智慧进行了描述。实践智慧在灵魂中的定位。如前所述,灵魂分为有逻各斯的部分和无逻各斯的部分。灵魂的有逻各斯的部分又可区分为两种不同的部分和功能:一个部分思考其始因不变的那些事物,另一个部分思考可变的事物。

许章润 (进入专栏)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

“法乃公正与善良之艺术”,法律实践的核心难题主要就是处理合法性与道德的关系,这使得法哲学自然成了一门充满道德反思的事业。从研究的分类而言,法哲学固然可以分为概念性/描述性研究和规范性/评价性研究,但一幅完整的法哲学图景必然是规范性的,镶嵌着道德的反思与评判、价值的论辩与诠释。例如,即使以描述性研究为志趣的法律实证主义的代表学者莱斯利·格林(Leslie Green)也指出,评价性论证是更一般意义上的法哲学的核心,没有任何一个法哲学家仅仅是个法律实证主义者;拉兹认为,法理论的任务就在于促进人类的自我理解。而一种完整的自我理解显然不仅仅是描述法律的性质与存在形态,还要涉及它在社会中扮演的道德和政治角色,因此,法哲学也可以视为是一种理解社会文化和人类自身的文化人类学。

如此说来,广义的德性应包括从人的生物营养部分到最高的智慧部分,是整个灵魂各部分品质的总汇。与灵魂的无逻各斯的部分和有逻各斯的部分大致对应,德性分为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道德德性是通过习惯养成的。亚里士多德通过词源考察,发现“道德的”一词是从“习惯”一词演变而来的。他提出,德性既不是出于自然,也非反乎自然。自然赋予我们接受德性的能力,所以德性并不反乎自然;但这种能力通过习惯而完善的,所以,它又不是出于自然。他特别强调,这种习惯是在实现活动中形成的,一个人的实现活动如何,他的品质也就如何。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有三种状态:感情、能力与品质。情感指的是人的欲望及其相伴随的心理现象如:喜、怒、哀、乐、爱、恨、愿等;能力是指能使我们获得这些情感的东西;品质指的是我们同这些情感的好的或坏的关系。德性归属灵魂三种状态之一,即品质。这是从种类上对道德德性的归类。人所特有的实践的生命活动在实现程度上是有差异的:有的人实现的好,有的人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实现这种活动。德行就是对人的出色的实现活动的赞赏,称他有一种好的品质。德性是一种品质或者说是一种好的、出色的品质,这只是在种类上规定了德性。但是,我们不仅仅要说明德性是品质,而且要说明德性是一种怎样的品质。

   但是,刻下中国法科学生普遍缺乏理论兴趣,汲汲于法条的解析和应用,并以此为已足,却又不能不说是法理学的失败,中国法理学的当下失败。此话怎讲?本来法学是对社会生活及其规范安排的系统性思考,这种系统性思考一旦形诸理论形态即已与实际生活之间隔了好几个环节,失去了生活本身的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纷然多姿。而吸引眼球,特别是寻寻觅觅的青年学子眼球的,总是外在的颜色与形状,更不用提工商社会中人对于实用功利追求的五条件屈服之天经地义。所以说生命之树长青,而理论总是灰色的;所以说法理学不枯燥是不可能的,正如部门法学不具体,从而一定程度上也就不生动是不可能的,正如如此一来,其学术含量自然有限是同一个道理。但是,另一方面,任何一个成功的理论体系、观念体系和思想体系都应对于现实具有一定的解说力,对于未来能够作出前瞻性思考,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吸引力而不那么枯燥的。但是,中国现在的法理学恰恰缺少这种解说力与前瞻性,甚至于不妨说尚未形成一套理论、观念与思想体系,更不用说多种体系与流派--真正整合一体、堪具逻辑之美,同时又源于生活本身的律动、充满生机的体系与流派--的并存与竞争了。已有的形态和当下的作业,许多竟然不过是舶来品,干瘪,了无生气,思想贫血,没有解说力。

当前中国法学界对法哲学的研究似乎处在了一个十字路口,迷茫困惑,陷入到追问“中国的法哲学向何处去”的困境之中。各个理论学派和诸多学者也急切开出了自己的药方,意图引领正确的研究方向。但是如果我们认可法哲学属于对法律的一种哲学研究方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一方面,各家方案普遍缺乏对法哲学自身品性的关注;另一方面,也缺乏一种一以贯之的哲学基础或理论承诺指导法哲学的发展。有鉴于此,本文主张从实践哲学的视域重塑法哲学的品性,并以此为根基,分别从内部和外部等诸多方面拓展法哲学的研究前景。这种走向的法哲学可命名为“实践法哲学”。

当前中国法学界对法哲学的研究似乎处在了一个十字路口,迷茫困惑,陷入到追问“中国的法哲学向何处去”的困境之中。各个理论学派和诸多学者也急切开出了自己的药方,意图引领正确的研究方向。但是如果我们认可法哲学属于对法律的一种哲学研究方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一方面,各家方案普遍缺乏对法哲学自身品性的关注;另一方面,也缺乏一种一以贯之的哲学基础或理论承诺指导法哲学的发展。有鉴于此,本文主张从实践哲学的视域重塑法哲学的品性,并以此为根基,分别从内部和外部等诸多方面拓展法哲学的研究前景。这种走向的法哲学可命名为“实践法哲学”。

而两种维度的理解及其统一似乎隐藏着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的内在关联,从而隐藏着德行和实践智慧的内在关联:实际上,道德德性和实践智慧在人的灵魂的定位中,指的是同一部分,即“分有”和“听从”逻各斯的部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灵魂的有逻各斯部分和无逻各斯部分相交合的部分。灵魂除此之外的其他部分都不会产生实践行为:在有逻各斯的部分,沉思的理智又叫理论智慧,它是不导致行动的理论静观;在无逻各斯的部分,生物的营养部分是不分有逻各斯的,无道德德性可言,它是与实践不相关的。实践是道德德性与实践智慧的统一:之所以区分为两个概念,只是从灵魂的有逻各斯和无逻各斯两个不同维度理解的结果——从有逻各斯的部分看是实践智慧,从无逻各斯的部分看就是道德德性。四、几点思考亚里士多德关于德性与实践智慧的思想在其实践哲学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亚里士多德把道德的性和实践智慧定位于欲望与逻各斯的重合部分,这意味着,实践哲学不同于形而上学和生物学,是真正的关于人的科学。形而上学是理论智慧的最高体现,理论的本意即是对神的静观,所以,理论智慧属于神。体现在人身上,则是其似神部分。所以,在古希腊,形而上学即神学。前欲望的部分属于植物的营养部分,它是人与一般生物共有的部分,是生物学研究的对象,原则上归属于生物学。

   一、法理学的品性

如果我们从人类实践理性的视角出发体察,就会意识到,法哲学其实与伦理学、政治哲学共享着一个融贯的场域,其核心主题都是研究正确的行动理由和人类善的实现。法律作为政治制度结构的重要部分,是实现善的基本合作方式。从这种意义上而言,法学也是政治学的一部分,法哲学也是政治哲学的一部分。法哲学的研究虽然有着自身的独特性,但绝不可故步自封,而要面向政治与伦理,实现外部联合。毕竟,它们三门学科既共享着一系列的概念(如权利、义务、权威、责任等),又都致力于解决共同的大问题。事实上,这些看法已经得到了国际上很多杰出学者的研究印证,例如菲尼斯构筑的新自然法理论、德沃金提出的整全法学说、拉兹开启的实践理由转向,以及阿列克西的商谈法哲学。这一点尤其值得当前中国法学界的关注。客观而言,我们当前的法哲学整体上缺乏与伦理学、政治哲学沟通的习惯与能力,也未能提供富有深度的贯通研究。

哲学研究;法律;实践哲学;道德;法学;情感;学者;品性;实践法哲学;政治

相对于这种经验来说,认识论的经验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段。所以,这种经验相当于后来美国哲学家J.杜威所说的“原经验”。正是这种经验,使一个人生出了慧眼,使他能够看的正确。这是亚里士多德队实践智慧做的一个大致的描述。三、道德德性与实践智慧的的关系在对道德德性与实践智慧各自的论述中,已经隐含着道德德性与实践智慧的关系。因此,这里只是把这种隐含的关系明确和集中地显示出来。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关于道德德性与实践智慧的关系的论述有矛盾之处,在后人的理解中产生了一些歧义。我们可以梳理一下这些论述。道德德性与实践智慧之间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有几重意义。其一,道德德性与实践智慧之间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道德德性确定活动的目的,实践智慧确定实现目的的手段。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德性与实践智慧共同完善着人的行为和活动:道德德性使得我们行为和活动的目的正确,而实践智慧则使我们采取实现目的的正确的手段,亚里士多德认为,“使得我们的目的正确的是德性。而使得我们去做为实现一特定目的而适合于去做的那些事情的却不是德性,而是另外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即实践智慧。这就明确说出了道德德性与实践智慧之间的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道德德性确定目的,实践智慧确定手段和实现方式。

当下流行于中国法理学教科书中,而被称作法理学的东西,体现了三种传统的杂糅,其中第一个就是百年以来我们所接受的西方法学理论。整体而言,教科书的通常做法是将它们汇集一堂,条列分说,排比陈述,但是缺乏精深研究,融会贯通,更不用说推陈出新,而蔚为中国的法律智慧了。比如庞德、梅因、凯尔森等等,究竟他们如何看待法律,我们到现在为止,多数还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一般层面的了解,也还没有一个在此研究中廓然有成的专家,比如庞德专家,凯尔森专家,梅因专家,等等。就像说到汉学研究或者"中国学",讲到严复研究,必举列史华兹氏;讲到康有为研究,当然是萧公权先生;讲到中国城镇史,不能遗漏G.W.施坚雅;而关于梁启超研究,必须提及张灏教授的《梁启超与清季思想蜕变》,更不用说只要关涉中国古代科技,必然无法回避李约瑟先生的皇皇巨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实践哲学肇始于亚里士多德时期,经历遮蔽与复兴,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主流范式。相较于理论哲学,它的突出品质在于对人类行动与实践的关注,囊括了道德、政治与法律等诸领域,将哲学视为实践困境的解决方案,摒弃纯粹的理论思辨。法哲学作为实践哲学的一个分支,其特性在于面向复杂的法律实践,致力于解决法律实践难题。

重塑法哲学的实践哲学品性

但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所说的德性主要是指人的德性。如此,则对人的德性来说,就是既使一个人的品质好,又使他出色地完成其实现活动的品质。从另一方面来说,人的德性是一种值得称赞的品质。德性是灵魂的一部分。灵魂总体上分为两部分,即有逻各斯的部分和无逻各斯的部分,这大略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理性部分和非理性部分。但是这两个部分并不是判然分离的,而是存在一个交叉部分,犹如两个圆有部分的交合。这个交合部分是“分有”逻各斯的部分。首先,在无逻各斯的部分中,有两个子部分,即植物的部分和欲望部分,植物的部分是不分有逻各斯的,而欲望部分虽然也属于无逻各斯部分,但这个无逻各斯的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受到逻各斯部分的影响,“即在听从(实际上是在考虑父亲和朋友的意见的意义上,而不是在服从数学定理的意义上)听从逻各斯的意义上分有逻各斯。”其次,同样,有逻各斯的部分亦可以分为两个子部分,一个子部分是在严格意义上具有逻各斯,另一个子部分则同样是在听从逻各斯的意义上分有逻各斯。我们注意到,在灵魂的有逻各斯的部分和无逻各斯的部分都有听从逻各斯或分有逻各斯的部分,这个部分就是灵魂的有逻各斯的部分和无逻各斯的部分相交合的部分。

   生活本身自历史而来,并且构成了历史,所以天然秉具历史理性。生活本身按照一定的流程进行,而且更多的是经由日常洒扫应对的磨砺,于不期然之间形成此种流程,而表现出它的实践理性和逻辑理性。为什么按照此一流程而非彼一流程?为什么历史循沿这一方向而非那一方向走到这一步?为什么同样是"过日子",却各有各的"过法"?在此,除了我们常常说的"事物固有的本性"这一我们不得不退回到第一推动力式的终极解释,除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或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种地缘--历史因素,对于可得窥见的人类理性与知性来说,人类对于进程和流程的价值判断在影响着包括法律在内的一切人世生活,常常影响着甚至决定着一切人间秩序的发展,而使得法律的生长既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更是一个有选择的结果,从而呈现出自己的真理、道理与情理。换言之,法律如同一切历史过程一样,本身是一个价值的存在,表现为一种意义体系与规则体系的合一。其间,道德判断源于并体现为人类的德性,德性源自生活本身对于生活主体提出的价值要求,通常即为一种是非判断要求,而价值维度是主体性本身,也是具体历史中的人性本身。所以说,逻辑理性、历史理性、道德理性和实践理性构成了法律的基本品性,也是法学的基本品性。

德性与情感的法哲学之维

法哲学的内部互动以及与

“德性”与“实践智慧”(Phronesis,Prudence,Practical Wisdom,又译“明智”、“实践理性”)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阐释实践哲学的重要概念,也是现代美德伦理学的重要思想资源。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阐述的不甚清楚,在西方现代思想界存在着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德性先于和大于实践智慧,换言之,有一种不需要实践智慧的德性,实践智慧至多只是德性的一部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实践智慧是德性的前提,没有实践智慧就没有德性。两种观点针锋相对、莫衷一是。而沿着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引申,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国内哲学界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的德性与实践智慧的关系亦有论及,但多未阐述透彻。所以,实践智慧与德性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仍然是德性伦理学同时也是实践哲学必须弄清楚的问题。一、什么是“德性”?同“善”一样,“幸福”也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亚里士多德把“幸福”定义为“灵魂的一种合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德性概念即由此引出。德性一般来说,泛指一切事物的一种品质。这种品质使得一个事物存在的状态好并使其实现活动完成得好。

图片 1

实践哲学既区别于社会学的经验性研究,也区别于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它缺乏前述学科高度的精确性,但如亚里士多德所讲,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概貌性学问。概貌性意味着不对具体现状进行哲学上的认识,而是从其核心和基本特征上理解,其任务和功用是确立普遍的和恒定的因素,而不探讨具体的行为指南。因此,耶夫·西蒙认为,实践哲学的核心工作就是利用人类的实践智慧描述各种偶然和变化情境中的必然法则。因此,从属实践哲学的法哲学研究是对法律的普遍属性和核心特征的研究,是一种原则性的而非设定具体操作指南和程序方案的研究。

政治哲学、伦理学的外部贯通

亚里士多德明确说过,实践智慧同普遍的东西相关。他认为,实践智慧需要两类知识,即关于普遍的知识和关于具体的知识,后一类知识即实践的知识是需要一种更高的能力来指导它。这种更高的能力,一般认为指的是普遍的知识。如果这个判断正确,那么,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则主要是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以及变动的具体事物、特殊的情景与普遍的知识之间的关系的知识。实践智慧是一种生活经验。实践智慧与人的经验相关,日积月累的经验使实践智慧成为可能。亚里士多德认为,科学的内容是清楚明白的、因而是可学的,青年人可以在几何学和数学上学习的很好,可以在这些科目上很聪明,甚至可能成为一个数学家,然而,我们在青年人身上却看不到实践智慧,“这原因就在于,明智是同具体的事情相关的,这需要经验,而青年人缺少经验。因为经验总是日积月累的。”换言之,实践智慧是关于具体的特殊事物知识,这种知识不是一种普遍的、可学习的知识,因而只能靠日积月累长期形成的经验,才能形成这种知识,这种知识可以使人在面临一个特殊情境时,形成一种直觉,这种直觉能够告诉人们如何正确地行动。亚里士多德这里所说的经验比认识论的经验要完整和原始,它是人们的完整的生活经历,更明确的说,经验就是一个人的完整的生活和历史。

进入 许章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律   法学   法学家   中国语境  

“法乃公正与善良之艺术”,法律实践的核心难题主要就是处理合法性与道德的关系,这使得法哲学自然成了一门充满道德反思的事业。从研究的分类而言,法哲学固然可以分为概念性/描述性研究和规范性/评价性研究,但一幅完整的法哲学图景必然是规范性的,镶嵌着道德的反思与评判、价值的论辩与诠释。例如,即使以描述性研究为志趣的法律实证主义的代表学者莱斯利·格林(Leslie Green)也指出,评价性论证是更一般意义上的法哲学的核心,没有任何一个法哲学家仅仅是个法律实证主义者;拉兹认为,法理论的任务就在于促进人类的自我理解。而一种完整的自我理解显然不仅仅是描述法律的性质与存在形态,还要涉及它在社会中扮演的道德和政治角色,因此,法哲学也可以视为是一种理解社会文化和人类自身的文化人类学。

当前中国法学界对法哲学的研究似乎处在了一个十字路口,迷茫困惑,陷入到追问“中国的法哲学向何处去”的困境之中。但是如果我们认可法哲学属于对法律的一种哲学研究方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一方面,各家方案普遍缺乏对法哲学自身品性的关注。有鉴于此,本文主张从实践哲学的视域重塑法哲学的品性,并以此为根基,分别从内部和外部等诸多方面拓展法哲学的研究前景。重塑法哲学的实践哲学品性实践哲学肇始于亚里士多德时期,经历遮蔽与复兴,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法哲学的内部互动以及与政治哲学、伦理学的外部贯通法哲学本身有一般性法哲学和特殊性法哲学之分,加强两者之间的联合与互动是进一步丰富法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其二,道德德性和实践智慧之间是潜能与现实的关系,因而上述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在这里又做了重置:实践智慧为活动确定善的目的。亚里士多德在这种理解中,运用在《形而上学》中提出的“潜能”与“现实”理论来分析道德德性和实践智慧的关系。他认为,道德德性又可分为“自然的德性”与“严格意义的德性”。自然的德性是人天然禀赋的一种趋势或潜能,但它还不是严格意义的道德德性,这些品质同万物和野兽的某种品质是类似的,有时甚至是有害的。比如一个强壮的躯体如果没有视力,在行动时,会摔得更重。这里的关键是没有“努斯”,“努斯”在这里的作用是确定“终极”,“在证明中,努斯把握那些起点,在世间事务中,努斯把握终极的、可变的事实和小前提。这些就是构成目的的始点。”努斯把握万物的“始因”,而万物的“始因”包括“目的因”:努斯在理论哲学中把握的是万物的始因,而在实践哲学中则把握的是最终的善。“如果自然的品质上加上了努斯,它们就使得行为完善,原来类似德性的品质也就成了严格意义的德性。”所以,他认为,严格意义的德性离开了实践智慧是不可能产生的,“显然,离开了明智就没有严格意义的善。······”由此,我们得出两个判断:自然的德性只是自然赋予的品质,它是严格意义的德性的潜能,它与努斯的结合即是严格意义的德性;严格意义的德性即是实践智慧;实践智慧是活动和行为目的——“善”的确定者。

   为什么当时的罗马法律中会出现"法人"这一概念而中国却没有出现,一如反过来说帝制中国法律中出现了所谓的"存留养亲"这一体现儒家伦理的制度安排,而古典罗马法中却不见此项规则,则其中必有缘由。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要求我们分析彼时彼地的社会结构、世道人心和历史传承,包括法律传统、致思方式乃至于某种偶然性,等等。还有,在彼时彼地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存留养亲"制度也好,"法人"概念也好,究竟有没有得到实际的"贯彻落实"。经由考察纸面之法与实践之法的扣合与分离,所谓"表述"与"实践"的关系,人们有可能窥得当时法律运行的大致形貌。如果经过一番翻检,可以肯定不仅法典如此规定,司法如此实施,而且实际效果颇切人意,实际上就是这么"贯彻落实"的,那么,我们即不妨说,"存留养亲"或者"法人"制度都是对于实际生活中已有概念和做法的一种规则性记述与认识论抽绎,一种可能经过价值判认之后而有意选择的制度安排。换言之,对于这两个概念的分析由此换形为所谓"社会法学"的进路--历史视域中的社会--现实考量。

在当代伦理学流派中,有一个重要分支叫美德伦理学,其认为伦理学的目的在于实现德性之人与德性生活,并对人类的情感投射了足够分量的关注。换言之,在他们看来,德性与情感是人类美好生活的核心元素。如果我们承认法哲学是伦理学的一部分,致力于实现人类善与好的生活,那么德性与情感就不应当长期游离于法学研究的视野之外。

灵魂的有逻各斯的部分对应于理智的德性。实践智慧在灵魂中上面的分类中,属于理智的德性。理智的德性又分为沉思的理智和实践的理智。实践智慧实际上就是理智的德性中的实践的理智,是关于可变事物的知识。作为一种知识,它也是以真为目标的,但是它的真不同于静观的、理论智慧的真,它是对欲求的规范,属于欲求的、价值的真,“······实践的理智的活动是获得相应于遵循着逻各斯的欲求的真。”选择就是理智的欲求。实践智慧是对善的谋划和实践。亚里士多德认为,考察具有实践智慧的人,并从中引申出实践智慧的定义,是一个比较好理解的方式。具有实践智慧的人“善于考虑对于他自身是善的和有益的事情。”这里,实践智慧既不像数学中的理论计算,也不像形而上学的理论静观——这两者不关善恶,从而也不导致任何实践上的推导。实践智慧正由于关乎善恶,因而是一种实践的推导。他强调,这里的善既不是指具体某方面的善,也不是单纯作为手段的善,这两种善只是技艺追求的目的。这里的善具有总体性和终极性,他有时也用柏拉图式的语言称这种善为“善本身”。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强调,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中所说的“善”又是很具体的,涉及到行为的具体原则即“中道”。

进入专题: 法律   法学   法学家   中国语境  

认识到法哲学研究的概貌性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处理其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采取一个具体的行动决定,除了要接受原则性的指导,还必然需要结合当时的处境,考虑影响行动的具体因素和边缘条件。例如,就一个正当的司法判决而言,法哲学固然可以提出一般性的裁判原理,但是必然需要结合教义法学、法律—社会的研究等知识才能实现法律理由的完整证立。所以,概念研究和实证研究同等重要,互相依赖:一方面,社会哲学的概念研究需要回应和提炼实践,既来源实践,也解释实践;另一方面,实践问题的处理受到概念和原则的指引和规范,哲学家的自身训练及其经验使得他们擅长概念研究,但如若涉及实证研究,就只能以合作者的精神让位给社会科学研究的同行们。从这点可知,法哲学与教义法学、社科法学的关系是相互补充与相互支持。再进一步而言,宽泛意义上的法学理论自然不必局限于法哲学领域,它既可以拓展至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也可以与心理学、认知科学等自然科学实现交叉。

这一点和技艺不同,技艺及其生产活动的目的是外在于自身的,而实践自身即是目的。因此,道德德性和实践智慧之间从理论上来说,不存在手段和目的的区分。亚里士多德的表达只是一种简化的理解,我们不能根据这种简化的理解,就断定“实践智慧对德性行为是工具性的,是达到最高人类善——幸福的一个手段。”第二层关系使用潜能和现实说明道德德性与实践智慧的关系。但是,这里的所谓离开实践智慧的道德德性实际上是指自然的德性,而非严格意义的德性。自然的德性只是自然赋予我们的接受德性的能力,它以潜能的形式存在着,这种潜在的品质还没有与一般动物的品质区别开。换言之,它还没有成为伦理学意义的道德德性,所以,严格地说还不能叫道德德性。这种天然的能力只有经过习惯培养和努斯的完善才成为真正的道德德性。所以,作为而真正的严格意义的道德德性即是实践智慧。这两者不仅是潜能与现实的关系,而且是质料与形式的关系:道德德性是质料,实践智慧是形式。作为形式,实践智慧可以为道德德性确定目的,甚至其本身就是目的。第三层关系是前两重关系的的必然的结论。实际上,道德德性和实践智慧不可分离,既不可把实践智慧看做是可以脱离道德德性的单纯的智力活动,也不可把道德德性看做是可以脱离实践智慧的单纯的自然品质。

   相比而言,部门法学更多反映的是法律的逻辑理性和实践理性,对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的反映间接而又间接。而法理学则将逻辑理性、历史理性、道德理性和实践理性连缀一体,通盘致思,尤其注重在实践理性的基础上,运用分析法学的致思理路与操作技术,通过对于法的逻辑理性的细致解析,来揭示法的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例如,在分析具体规范的逻辑理性的时候,比如说解释什么是"法人",我们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从梳理其历史开始,说"法人"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罗马法之中。古典罗马法中这一集合概念的诞生,抹去了其所框含实体中的所有个别色彩与单个特性,而赋予一个本不具有人格的组织以人格,表现出当时法的范畴已经脱离了具体的、粗糙的和具象的阶段,而上升到一个比较抽象的概括的层面上,由对于个别现象的状述提升为一般性问题。我们知道,法律是由概念的金字塔所构成的规范体系,法学是由法的概念金字塔所构成的逻辑体系,一种理论与思想体系。法的概念和范畴是一切法律的基本生命形态,而成为法学的基本致思对象,也是法学的基本运思工具。法律源自生活,法学则源自对于生活本身和法律的双重考察,之所以说"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非逻辑",而"法学的生命是逻辑,而非经验",原因在此。因此,对于法的概念和范畴的分析,比如上列对于"法人"概念的分析,就涉及到对于其来源的考察,也就是对于彼时彼地的生活的寻绎,对于其规范的再现和复原,实即一种重新解释,一种以再现生活的方式对于生活的建构或者重构,实现逻辑与经验的交贯,而解决或者解释了当下生活对于规范层面的功能或者价值要求。正是在此,分析法学渐行渐深,便引导出历史法学进路、自然法学进路,而且,也一定要进境至此,方能探得真义。

法哲学的内部互动以及与政治哲学、伦理学的外部贯通

这就是说,我们还要从属差上,把德性这种品质和其他品质区别开来,找出德性的特点。如前所述,人的德性就是既使一个人的品质好,又使他出色地完成其活动的品质。但是什么是出色地完成其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德性也同自然一样,比任何技艺都更准确、更好,那么德性就必定是以求取适度为目的的。”在感情和实践中,过度和不及都是错误的,适度则是成功并受人赞赏。而成功和受人赞赏是德性的特征。所以,适度是德性的特点。所以,他强调,德性是一种出于我们意愿的选择的品质。理智德行对应于灵魂的有逻各斯的部分。上面所说的选择要求的适度即是由逻各斯确定的。如前所述,灵魂分为有逻各斯的部分和无逻各斯的部分。灵魂的有逻各斯的部分又可区分为两部分:一个部分思考其始因不变的那些事物,另一个部分思考可变的事物。在灵魂中,不同的对象自然有不同的部分相对应,从而,凭借相似和类同,才能获得某种思考。灵魂的有逻各斯的部分进一步区分的这两个部分,一个可称作知识的部分,另一个可称作计虑的部分。由此,我们就有必要弄清这两个部分的最好状态和最好的实现活动是什么,因为最好的状态和最好的实现活动就是它们各自的德性。对应知识部分的的理智叫做沉思的理智。

   很多学生觉得法理学"脱离实际",枯燥乏味。应该说,这很正常。毕竟,法理学是一种较高层次上的抽象知识形态,也是较为理论化的观念体系,怎么能要求多数法科人士秉具此种心性,而青睐之,而兴味盎然呢?希望学生都具有理论兴趣,甚至是哲思癖性,不合常情。就像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要求人人都成为政治动物,整天想的都是修齐治平,其实是在将原本丰富的人性单一化而抹煞了人性。法律本来就是一种极为世俗的实践智慧,法学不能幸免于此属性。晚近两百来年间逐渐发展起来的法学知识与理论形态,虽然对此多所改善,却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改变这一格局。所以,法理学这一工种,注定是少数秉具理论兴趣和思想能力的人士的冷清行当。有关于此,本节下面还将论及。

重塑法哲学的实践哲学品性

而人则恰恰是在神和普通动物之间,即后世哲学家所谓“一半是天使,一般是恶魔”。神和普通生物只是人上升或堕落的可能性空间:人或者超越自身成为神,或者顺从自己的动物性、自甘堕落,成为普通动物。正是由于人的这种双重性,人才具有一种内在冲突的“原罪”,这种“原罪”属于人。而单纯的神性和单纯的动物性本质上并不属于人。其次,道德德性具有生成性,是通过活动和行为实现的。人唯有在其实现活动中才能展开其存在。对于人来说,他首先是一个具有潜能、具备可能性的“能在”,然后通过经验,形成并开展出自己的本质。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指向终极的、完整的善的活动。而这种善并非如同制作活动一样,是外在于活动过程的,而是内在地蕴含于实践活动。于是,人的实践本质上只能是善的实现活动,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这种实现活动,“认为最高善在于具有德性还是认为在于实现活动,认为善在于拥有它的状态还是认为在于行动,”这是他和苏格拉底两种思想的一条分界线。在善的实现活动中,人才能通过一种内在的超越、生成和自我完善而获得自己的本质。所以,亚里士多德强调,实践哲学并不探究或不仅仅探究(亚里士多德有时也把理论沉思看做最高的实践)世界永恒的终极原因和抽象的普遍本质,即追问事物是什么,而更主要的是要追问事物在时间和变易过程中如何“开展”的。

   正是基于这一语境,通常而言,部门法学不可能做这种工作。毕竟,部门法学以对法律规范进行局部、浅层的形式主义分析和规范性解释为己任,更多的是一种分析法学意义上的有限的知识论,而没有也常常无需进行历史、价值与社会的推衍。当然,并非全无例外,比如说私法。我们知道,私法是市民生活的百科全书,现代市民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基本条件,所以私法的解释,特别是关键概念的解释,常常就是一种历史解释。现在中国民法学界一般使用的解释范式,尤其是经由台湾留德学人从德国沿传过来的民法学解释方法,如语义分析、比较分析等等,常常即会还原为历史分析。对于这些法律概念的研习,对于部门法规范的细致厘析,是掌握法学的一般运思方式,承袭其致知门径的必做作业。所以说部门法学的研习是真正的法理学赖以界定、赖以发展、赖以成为一种真正的知识形态、理论形态、观念形态和思想体系的坚实基础。笔者常常告语学生,学习法理学的人一定要学好部门法学。一个合格的法理学家、法哲学家一定是以对于某一部门法学的规范体系的深入研习作为技术训练,同时,以对于法的一般历史的了解、社会情境的分析和现实主义考量作为批判的武器,否则的话,常常不免成为空头法理学家,一种灰色理论体系的守墓人。

法哲学的功用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正如M.海德格尔分析的那样,两种不同的提问方式可以导出不同的存在论,前者导出的是对先验本质的追寻,是一种“在者”的存在论,后者导出的是对超越性的实存(existence)的追寻,是一种比“在者”的存在论更根本的“实存论”。再次,道德德性与实践智慧作为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决定了实践哲学的性质。亚里士多德关于道德德性和实践智慧的思想,强调德性的与习惯和教化的内在关系,强调实践智慧是一种具体的、累积的生活经验。可见,道德德性与实践智慧是“二位一体”的,它们一种生成性的经验。这说明了实践知识的根本特征:实践的知识不像理论的知识,是经传授而来的。实践的知识来自于习惯和生活经验,通过习惯和生活经验的“教化”过程而形成的。因此,实践的知识特别强调与经验相匹配的特殊性的东西,正如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那样,实践的知识是关于特殊性的知识。由此,我们似乎划清了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界限:理论哲学关注的是普遍性,而最大的普遍性就是关于世界的本体、始基,理论哲学把一切特殊性都归结为普遍性,把特殊性看作是一种虚假的现象;而实践哲学虽然本身也是一种理论形态,但它关注的却是特殊性,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真正的相互作用,它所理解的普遍性也只能是一种容纳特殊性的普遍性。

图片 2

其三,离开了实践智慧道德德性便无法存在,离开了道德德性也不可能有实践智慧。苏格拉底认为,所有的德性都是实践智慧的形式。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个提法是错的,但他认为,一切德性离开实践智慧就无法存在,因为,要定义任何德性都必须把符合正确的逻各斯包括在定义里,而正确的逻各斯就是按照实践智慧说出来的逻各斯,或者换句话说,实践智慧就是正确的逻各斯。所以,德性是一种合乎实践智慧的品质。反过来,离开了道德德行也不可能有实践智慧。有人说,道德德性之间是可以分离的,人们可能有一种道德德性而缺少另一种道德德性;实践智慧却是不可分的。这说明,实践智慧与德性是可以分开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情况对于自然的德性是可能的,但是,说到使一个人成为好人的德性就不可能了。好人的德性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就是实践智慧。我们可以看到,这三重关系之间表面上并不一致,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认真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实质并不矛盾。第一层关系把道德德性和实践智慧看做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道德德性确定目的,而实践智慧则确定实现目的的手段。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手段和目的是不可分的,目的即内在于行为自身,而手段即是目的的一部分。

   至此,我们发现,对于这两个语词或者范畴的分析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分析概念。先从字面、语义解说什么叫"法人",何谓"存留养亲",探究其落实为规则的各种要素,解析其适用的诸般条件,追溯各种要素与条件的内在关联、起承转合,乃至于发现什么"开放文本"和"基础规范",比勘其"内在方面"与"外在方面",讲述"命令"与"制裁"的对应与分离,等等,所作所为,不外是将其逻辑理性逐层揭剥,一一展示。第二,在揭示了这两个概念所承载的法的逻辑理性以后,我们常常会深入到历史层面,探查在罗马社会和帝制中国,凡此概念的来龙去脉,身世背景,嫡庶亲疏,消长增删,等等。静态的概念一旦进入其历史语境,便动态跃然,烘云托月般呈现出当时当地的人世生活,概念史原来便是生活史。第三,此种历史分析,实际是在分析具体时间的空间状态,剖解彼时彼地社会的政经结构、信仰系统、风俗人情、致思方式等等因素,特别是在追思促使彼时彼地的居民作出此种而非彼种选择的价值判认,这样,我们便进入到法的道德理性层面,法的理性呈现出自己的意义世界。第四,凡此概念所表述的规则或者制度,其执行、落实的情形怎样,效果如何,有没有出现"表述"与"实践"脱节,法典文本和司法实践背离等等诸如此类的种种问题,考问的对象遂集中于法的实践理性。至此,总体而言,法律秉此四大品性,整个法理学的视野不外乎法律的这四大品性,将它们分头梳理或者通盘考虑。粗率而言,对于逻辑理性的解释即分析法学,对于历史理性的历史认识即历史法学,对于道德理性的判认即自然法学与社会法学,对于实践理性的厘析,既为社会法学的担当,又有现实主义考量,还有在中国语境下所谓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为实践服务"这种新传统在内。

前者将导致把实践智慧理解为处理事物的理性技巧(如,N.马基雅维利和F.培根所理解的实践智慧),后者将导致把道德德性看做是一种与动物的自然品质没有区别的自然的德性。这种分析的结论,正指向我们在论述道德德性与实践智慧的意义时,两者各自的定位。此时,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亚里士多德在对灵魂的划分中,把灵魂分为两个部分,即有逻各斯的部分和无逻各斯的部分,如上所述,这大略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理性部分和非理性部分。但是这两个部分并不是有着严格的分野的,而是存在一个交叉部分,犹如两个圆有部分的交合。这个交合部分是“分有”逻各斯的部分。这里的“分有”可以分别从灵魂的有逻各斯的部分和无逻各斯的部分两个不同方面理解。首先,在无逻各斯的部分中,有两个子部分,即植物的部分和欲望部分,植物的部分是不分有逻各斯的,而欲望部分虽然也属于无逻各斯部分,但这个无逻各斯的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受到逻各斯的部分的影响,即在“听从”逻各斯的意义上分有逻各斯;同样这一交合部分也可以从有逻各斯的部分来理解,有逻各斯的部分可以分为两个子部分,一个子部分是在严格意义上具有逻各斯,另一个子部分则同样是在听从逻各斯的意义上分有逻各斯。

   本文在一般法理层面,从阐释法学的知识和理论形态开始,解析其所承载的逻辑理性、历史理性、道德理性和实践理性,由此引申开来,着重论述近代中国事实与规范的悖论,包括法律信仰命题所彰显的法律的意义世界的紧张,进而叙明法律、法学和法学家在此转型时段的可能意义。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立足中国语境,紧扣近代中国建设法律的生活方式这一问题意识,力图自经验中抽绎法意,而于历史和现实的交互回应中,对于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的社会实效作出理论说明。

  • 1
  • 2
  • 3
  • 4
  • 5
  • 全文;)

本文由金沙棋牌发布于智能硬件,转载请注明出处: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的德性与实践智慧,法学

关键词: